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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宗大變革時莆田八件喜事

      □林勁松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一百多年後,熙甯新政(1068-1077)大刀闊斧搞改革,除了扶植商業的市易法,還有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等。礦冶業改爲私營,或三七,或二八征稅,讓私營者發家致富。王安石變法是決定宋朝,直至整個中國命運的大改革。由于宋神宗堅持新政,所以,這次改革在他在位期間(1068-1085)基本上取得勝利,碩果累累,爲後人繼續施行熙甯新政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經驗。我們今天應該正確認識宋神宗大變革時代。

      從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到1069年王安石變法粉墨登場,宋朝僅僅經曆了109年,就經濟文化大發展,名列世界最前列。這個變法碩果累累。在國際貿易中,中國貨幣銅錢還成爲了世界各國的流通貨幣,榮耀無比。這是中國第一個跨進世界近代史門檻的重要標志。所以,無論是在中國曆史上,還是在世界曆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擁有重要政治地位。

      既然如此,那麽,神宗大變革時莆田有哪些喜事?這是值得我們今天好好回顧,認真總結的。

      第一件喜事,熙甯扶商新政出台,興化商人隊伍更加壯大。

      熙甯、元豐是宋神宗的兩個年號,又是興化軍境內兩座浮橋名字。二者是王安石變法成功的見證者。

      熙甯興商,興化商人挺身而出,走遍天下,把全國各地商人都請來了。他們憑借莆田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艱苦創業,營造了熙甯橋、元豐橋一帶商業繁榮新局面。這又是起步早的一個例子。馬克思稱贊商人是革命者。興化軍的變化,說明了這一點。沒有興化商人沖鋒陷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興化軍經濟發展新局面?在東京,宋神宗施行市易法。但是,天高皇帝遠,在莆田城,卻一時湧現了那麽多興化商人,還出現了令人振奮的經濟繁榮景象,那真是一個奇迹。這叫做覺悟有先後。他們的前身大多是農民。宋神宗一聲令下,他們就放下鋤頭,挑起擔子,組成了興化商人的隊伍,奔赴商業前線,爲家鄉和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弘治《兴化府志》说:“熙宁桥,在城东南三里许白湖渡。此浮桥也。故郑叔侨诗云:‘结驷直通黄石市,连艘横断白湖腰。' 此正指浮桥而言。”黄石是宋时兴化平原商业中心之一。郑诗简明扼要,阐明了熙宁桥的历史作用,从此,白湖两岸交通得到了改善,黄石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方便了。

      熙甯橋是這樣,元豐橋呢?弘治志說:“元豐橋,在迎仙門外五裏許,一名上杭橋。宋志雲,舊爲溫泉渡,後爲浮梁以濟。蓋浮梁造于元豐,故以’元豐‘名也。其曰’上杭‘者,杭與航同。昔此地海航所聚,故以名地,而橋因以名也。”這就是說,溫泉渡一帶,曾經風光一時,各地海船停泊多,是個大市場,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一站。各地海船從木蘭溪出海口進入,可以直達溫泉渡,購買興化特産。爲了方便本地商人與各地客商的貿易往來,元豐橋應運而生。

      原來,熙甯五年(1072)三月,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市易法》。根據《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設都市易司,邊境和重要城市設市易司或市易務,平價收購市上滯銷的貨物,並扶植商業,允許商賈貸款或賒貨,按規定收取息金。這就充分調動了商人的積極性,讓他們在市場經濟發展中起骨幹力量作用。

      又由于 1043 年始的庆历新政实行厚农桑,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王安石实行农工商并重、和谐发展以后,各地海商,热心经营兴化土特产,纷纷到温泉渡来抢购。外商的增加,有利于兴化经济的发展,势必促进兴化商人队伍的壮大。他们把各地特产收购上来,运往温泉渡,转手卖给外商。就这样,温泉渡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所以,熙宁、元丰二桥初开始虽然仅仅是浮桥,但却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见证者。外商纷纷来到温泉渡抢购土特产,便是典型的一例。

      第二件是北洋平原耕地面積,由原來的四百頃增至頃熙甯興商後的二千頃,翻了兩番多,增加了4倍。

      興化平原又稱莆田平原或南北洋平原,是福建四大平原之一,地處木蘭溪下遊的南北側,由河海泥沙在淺海灣交錯沈積以及人工圍墾而成,海拔僅5至7米。木蘭溪以北的平原統稱“北洋”,以南的統稱“南洋”。南北洋平原東瀕興化灣,西抵九華山麓,南達燕山期花崗丘陵邊緣,北至囊山麓,總面積464平方公裏,約占原莆田縣土地面積的23.5%,爲福建省四大平原之一,僅次于漳州平原和福州平原,居第三位,是全市最大的糧食、甘蔗、果樹、蔬菜及水産品産區。

      以每平方公裏1500畝計,今總面積464平方公裏爲496000畝,而唐初僅爲120000畝,二者相比,翻了兩番多。

      莆田地處東南沿海,。南朝陳光大二年(568)置縣。唐代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授田于民,有口分田,有永業田。在父母官的帶領下,莆田沿海掀起了圍海造田挖池塘的熱潮。據朱維幹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節介紹,唐代重視水利,就閩南來說,先築塘,後築陂。“築塘最多的是莆田。興化灣港汊深入把莆田劃分爲南北二洋(莆語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

      ”北洋五塘,颉洋塘最大,在縣城東北四十裏。貞觀五年(631年)置,周十裏,溉田二百頃。

      “南洋六塘,國清塘最大,亦貞觀五年置,在縣城東南二十裏,周三十裏,溉田三百頃。次則橫塘,貞觀二年置,在縣城南二十裏。周二十裏,溉田面積與颉洋塘等。”

      統計大小各塘溉田總面積一千二百頃,均貞觀中置。建成了這些水庫,有利于農業發展,所以,唐武德五年(622)莆田重新立縣不久,就升爲上縣。70多年後,又由一個變成了兩個縣,仙遊縣誕生了。

      唐建中时(780-783年),吴兴率众在渡塘,一作杜塘 (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围海造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四百顷。这是开发莆田北洋平原的开始。

      据弘治志卷之三十,《复延寿陂长生沟水利记》记载,成化十二年(1476)遇上了大旱之年,在延寿陂发生了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莆城西北有溪,发源万山中,至使华亭与潮汐通。唐建中(780-783)间,郡人吴兴公即其地筑堤以堰水,名曰延寿陂。陂之口,中疏一派,引水以溉东厢、延寿、仁德、孝义诸里之田,名曰长生港。其东偏别疏一派,引水以溉尊贤里之田,名曰儿戏陂。古郡志谓溉田二千顷,其利几半莆田。今计二水之所及,长生港盖十八九,儿戏陂特十一二而已。然其地势,儿戏陂视长生港稍高,其里人惮于浚导,因私为斗门于长生港,而塞其水,使专注儿戏陂。诸里虽失其利,然而其岁非甚旱,沟渠未涸,犹可苟且目前,不以为病也。”在这里,“古郡志”即宋绍熙(1190-1194)《兴化军志》。

      從曆史記載看來,延壽陂建成後,灌溉面積由原來的400頃,增加到熙甯新政後的2000頃,翻了兩番多,增加了4倍,十分可觀。曆史記載對于我們今天來說,就是這樣重要。唐建中時(780-783年)建陂,907年五代十國開始,相隔120多年,延壽陂灌溉面積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具體數字,我們卻無法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安史之亂(755-763)平息20年時,吳興建成延壽陂,灌溉農田四萬畝,可謂是曆史奇迹。在那時,莆田農業沒有衰敗,反而興了,水利事業更上一層樓,走在福建的先進行列。

      與此同時,我們還知道,農業和其他行業一樣,也要講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好,就多種;相反,就少種,或者改行,幹別的去。我所以要把熙甯興商和北洋平原變化進行一番研究,就是這個緣故。

      据《长编》卷 231 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长编》卷 236,熙宁五年閠七月丙辰载王安石语:“今修市易法,即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此十余户所以不便新法,造谤议也。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然闻茶税两月以来倍增,即商旅获利可知。”市易法实行三四个月以后大见效,茶税倍增,这说明各地商旅从新法中得到许多利益——王安石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新法,对新法效果十分高兴。

      在市易法出台以前,作爲宋朝京城的市場都那樣子,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生産的東西賣不出去,吃了虧,誰還會去再生産?所以,市易法的宗旨是興商,經濟效益接踵而至。在北洋平原,首先是出現了水市。熙甯、元豐是宋神宗的兩個年號,又是北洋平原境內兩座浮橋名字。二者是王安石變法成功的見證者,熙甯橋和元豐橋一帶成爲了北洋平原商業最爲繁榮的地方。

      熙甯興商看得見。熙甯橋即闊口橋。在這裏,商業曾經繁榮昌盛,人們用“帆樯如林,商賈輻辏”八個字來形容。那真是財源廣進,各地金銀財寶滾滾來。此橋初始是浮橋,紹興元年(1131)升級了,變成了石橋。

      弘治志說:“元豐橋,在迎仙門外五裏許,一名上杭橋。宋志雲,舊爲溫泉渡,後爲浮梁以濟。蓋浮梁造于元豐,故以’元豐‘名也。其曰’上杭‘者,杭與航同。昔此地海航所聚,故以名地,而橋因以名也。”這就是說,溫泉渡一帶,曾經風光一時,各地海船停泊多,是個大市場,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一站。各地海船從木蘭溪出海口進入,可以直達溫泉渡,購買興化特産。爲了方便本地商人與各地客商的貿易往來,元豐橋應運而生。

      接著的是,生意做到了家門口。北洋平原水路交通發達,裏與裏、村與村來往方便。這是由吳興造陂時開鑿的通水大溝及其各地引水灌溉的小溝組成的。萬萬沒想到200多年後竟然會成爲市易法施行必不可少的有利條件。本地商人通過水路,把各地産品收購集中,輸送兩個水市後,把海商輸入的各類生産資料和生活用品銷往各地。所以,市易法施行以後,北洋平原大小溝道經常疏通和整改,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從中也可以看出,莆田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商業名城,境內水陸交通方便是一條至關重要的條件。

      再接著的是出現了雙季稻,朱維幹先生說:“水稻一年兩熟,等于增加耕地面積。”雙季稻的出現說明,商業得到扶植以後,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被調動了出來,雙季稻試種終于成功,大面積推廣,意義重大。與此同時也說明,現有的土地遠遠滿足不了市場經濟的需要,人們終于在複種指數上做文章,進行反複試驗。

      到了宋朝后期,又出现了冬耕。郑樵《咏谷城山松隐岩》:“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麦垅相纵横。”—— 这就是说,莆田有冬耕。

      1043年慶曆新政開始,(六)厚農桑,重視農業、手工業,發展生産,以糾正“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現狀。範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1069年熙甯新政繼往開來,施行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興農政策,宋朝日益富強。北洋平原的變化就說明了這一點。宋朝以前貧困,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得不到朝廷重視。

      慶曆新政厚農桑以後就不一樣了。例如北洋平原灌溉面積由原來的400頃,增加到了王安石變法後的2000頃,翻了兩番多,增加了4倍;水田改種雙季稻,大面積推廣;後來還出現了冬耕。和以前相比,這裏的農民是日益富有。北洋平原是這樣,宋朝中期全國各地也是這樣,日益富有。

      所以,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一百多年後,熙甯新政(1068-1077)大刀闊斧搞改革,除了扶植商業的市易法,還有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等。礦冶業改爲私營,或三七,或二八征稅,讓私營者發家致富,意義重大。王安石變法是決定宋朝,直至整個中國命運的大改革。由于宋神宗堅持新政,所以,這次改革在他在位期間(1068-1085)基本上取得勝利,碩果累累,爲後人繼續施行熙甯新政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經驗。我們今天應該正確認識這個宋神宗大變革時代。

      從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到1069年王安石變法粉墨登場,宋朝僅僅經曆了109年,就經濟文化大發展,名列世界最前列。這個變法碩果累累。在國際貿易中,中國貨幣銅錢還成爲了世界各國的流通貨幣,榮耀無比。這是中國第一個跨進世界近代史門檻的重要標志。所以,無論是在中國曆史上,還是在世界曆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擁有重要政治地位。我们今天通过市易法施行以后,北洋平原耕地面积和耕作技术等的变化,进一步认识了熙宁新政的历史地位。

      第三件喜事是募役法與木蘭陂關系密切。

      明人林俊在《木兰陂集序》说:“行水行兵道一也。 兵法得地者胜。钱之始筑将军岩下,右坚左脆,水薄其脆;林继筑 温泉之口,上急而下涣,水袭其涣,其取败固宜。”林俊的论述 颇有道理。以此类推,木兰陂的建成也就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人造的将军岩了。

      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木兰陂耗资巨大。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 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以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 陂成,又有开沟挖河等等要花钱,所以,方说:“盖经始于熙宁之 八年(1075 年),完功于元丰之五年(1082 年),计钱约费百万馀缗, 计田约毁四千馀亩,计佣四十馀万工,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馀顷, 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是举也,李君之力居多,十四家 次之,其余助力钱者亦不可泯,今具揭匾。”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他们和那时许多助力钱者成了这次建造木兰陂的主力军。他们以钱四娘为榜样,和李宏同心同德,终于建筑了宋代科技水平高、样式新颖、生命力强、经得起近千年历史考验的水利工程。这说明,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仅古已有之,而且还在莆田木兰陂水利工程建设中大放光芒。

      其实,莆田木兰陂的建成,得益于募役法的施行。在中国历史上,徭役制度历史悠久,例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凿大运河,都离不了这个制度。人民这一沉重负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名目繁多,城市建设、国防建设、建桥修路、为军用物资和官营企业生产、加工直至运送等,都要依靠抽调民工来解决。 这一历史难题终于让宋神宗的熙宁新政解决了。熙宁四年(1071)募役法(免役法)施行以后,就不一样了,可以钱代役, 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规定,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 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 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这些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雇佣专业人员服役经费。这样做,既没有增加人民负担,又提高了服役者质量,政府也有了管理冶金、兵器生产、造船、建筑等业的主动权。所以,募役法的实行,称得上是古老的徭役制度的升级版。从此,国防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用人制度妥善解决了。

      与此同时,又一次社会大分工,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例如建桥修路,专业比业余强,这是不言而喻的。开凿大运河,历史意义重大,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可以说是南北交通的改善。但 是,却不能形成一支治理交通的骨干力量。募役法施行以后,建桥 修路,交通改善,逐渐形成一支技术骨干“专业队”。例如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幹先生说,从福州到闽南,过去要经过好几个渡 口,到了宋代,则以桥梁建筑取而代之。沿海各地也建了不少桥梁。 查一下建造时间,这些桥梁大多数是募役法施行以后建成的。在莆田县,宋时建桥 50 座,其中 34 座是抗金民族英雄李富解甲归田以后建造的。这是一个例子。

      熙甯新政,又稱王安石變法。募役法首當其沖,挑起了時代重任,爲美化神州大地,爲加速農田水利建設步伐,做出貢獻。木蘭陂工程核心領導者李宏等15家,無一不是農田水利建設的行家裏手——這是他們不可缺少的“入場卷”。這個方針政策是宋神宗親自制定的。這是募役法的優越性。錢陂和林陂之所以失敗,是因爲木蘭陂工程非同一般,是宋代福建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建造一座堅不可摧的將軍岩,而且耗資多,這是錢四娘和林從世兩人當初萬萬沒有想到的。募役法施行以後就不一樣了。李宏和他的助手們來莆實地考察後,這個方案終于拿出來了,並且付諸于實踐。這樣做,理由充分,後來還得到了14家的贊同,拿出七十萬缗,最終建成了本陂。這說明行家裏手有實踐經驗,他們在一起,有共同語言,辦事效率高。

      方天若说,第三座木兰陂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建筑在岩石上,而是“掘地一丈,伐石立基,分为三十二门”,即首先是溪泥大面积清除,基有一丈深;然后铺设长方形石板,一层又一层,厚度一丈。工程一始就要出大力,花大钱,这就是“散金如泥”的 缘故。接着,“依基而竖石柱,依柱而造木枋,长三十五丈,高二 丈五尺。上流布长石以接水,下流布长石以送水。遇暴涨则减木枋 以放水。又垒石为地牛,筑南北海堤三百有余丈,而陂成矣。”从 中也可以看出,李宏陂的基础面积广大,体积雄厚,坚如磐石,这就是后来经得起狂风恶浪、大地震的反复考验的缘故。所以,有了第一手材料,我们方知十四家的加入有着重大意义,人多力量大, 柴多火焰高,好善乐施者越多越好。他们不仅钱多,而且还有文化修养,懂得民主,平等待人,富有奉献精神。

      毛澤東同志說:“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木蘭陂的建成也是這樣的,蔡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奉命去福建挑選建陂人,要是不負責任,沒有按照宋神宗親自制定的方針政策辦事,隨便找幾個濫竽充數,那麽,宋代福建規模最大水利建設工程,就要泡湯了!那麽,我們今天也就不會有什麽關于木蘭陂的討論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蔡京后来被打成“六恶之首”,是因为朝中出现了乱臣贼子。拙作《蔡京被谁打成“六恶之首”?》写道:是宋徽宗把蔡京打成“六恶之首”?不是。宋徽宗是蔡京的老搭档,1102 年,宋徽宗打出“崇宁”旗帜,任用蔡京为宰相,决心继承父兄遗志,把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进行到底。蔡京先后三次出任宰相,贡献了三大恤民政策、茶法和盐法等,使宋朝中期经济发展步入高峰时期,东京成为了 12 世纪初期世界上最为 繁荣的大城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之证明。这样的人,宋徽宗哪会把他打成“六恶之首”!

      那麽,是不是宋欽宗?也不是。因爲蔡京受苦受難之時,宋欽宗手中沒有實權,只不過是被人操縱的傀儡。

      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记载,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 二月“己未(二十二日),下诏罪己。其略曰:’言路壅敝,导谀 日闻,恩幸特权,贪饕得志。口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 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 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 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 及!‘诏,宇文虚中所草也。又令中外直言极谏,郡邑率师勤王; 募草泽异才,有能出奇计及能使疆外者;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 并付有司;其拘收到元系百姓地土,并给还归佃人;减掖庭用度、 侍从官以上月廪;罢道官并宫观拨赐田土,及大晟府、教乐所行幸 局、采石所;凡厘革弊端数十事。诏草既进,帝揽之,曰:’一一 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过。‘虚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犹豫者。初, 童贯得金茹越寨牒,及折,乃檄文,言多指斥,贯不敢奏。至是 诏草数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彦谓不若进此以激圣心,从之。帝果 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內禅之意遂决。遣通直郎李邺使金,告以将内禅,且求和。” 这个记载说明,所谓宋徽宗禅让,只不过是内外敌人互相勾结 不折不扣的的产物。所以,读史也要与时俱进,有了新的历史资料,我们的观点就要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綜上所述,木蘭陂的建成,得益于熙甯新政募役法的施行。在今天,要研究木蘭陂在中國農田水利建設史中的曆史地位、科技水平等等,募役法施行的重大曆史意義又要讓我們去重新認識。

      第四件喜事,木蘭建陂,來之不易,光是李宏熙甯六年(1073)應诏,帶著家幹來莆實地考察,學哲學,用哲學,到處訪問,了解水情,進行方方面面調查研究,就花去了兩年時間,到了1075年才動工。

      宋朝是中國曆史上學習東方哲學最爲盛行時期,《論語》、《孟子》是少兒讀物,後來又加了《大學》和《中庸》兩本。

      東方哲學講究道,即人類社會和大自然發展變化規律。老子認爲,人類社會和自然界萬物都有自己發展變化客觀規律,順之則生,失之則亡。《道德經》三十九章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爲天一正。其致之也,謂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候王無以正,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候王自稱孤、寡、不谷。”意思是說,往昔曾得到過道的:天得到道而清明;地得到道而甯靜;神得到道而英靈;河谷得到道而充盈;萬物得到道而生長;侯王得到道而成爲天下的首領。否則,誰背離了這個客觀規律,即使是老天爺也要受到懲罰,大難臨頭。在公元前5世紀,老子就能說出這樣高水平的話,很不簡單。

      究其原因,發現自然界變化規律,這是春秋時期我國人民生産實踐的一次重大突破,標志著社會生産力大發展。春秋爭霸則是中國人發現人類社會發展變化規律以後,在全國範圍內的一次大演習。齊桓公第一個稱霸,一靠的是齊國社會經濟雄厚實力,二靠的是管仲改革,三靠的是得到了廣大平民百姓的擁護和支持。所以,老子說:“候王得一以爲天一正。”即侯王得到道而成爲天下的首領。所以,春秋時期生産實踐和諸侯爭霸推動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到了後期,《道德經》應運而生,成爲了公元前5世紀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居世界先進行列的一大標志。

      《道德經》引起了諸子百家的共鳴,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宣傳和發展了老子的思想。所以,論性質,他們的著作都屬于老子式的東方哲學著作。

      宋朝好讀書,少兒就開始學哲學,用哲學,是條成功經驗。這些書學習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社會實踐活動的增加,優越性也就顯示出來了:比較成熟。他們年紀小小就懂得堯舜禹之道,受到了人生觀、方法論的教育,反複學習和應用。所以,許多人“十年寒窗”,一旦中了進士,就可以信任不同等級的官。即使是七品芝麻官,即縣令,能信任也不容易。

      對于生産者來說,少時學哲學,長大用哲學。這是因爲要考慮經濟效益,而且東方哲學對于有實踐經驗的人來說,那是言簡意赅,通俗易懂,一學就懂,一用就靈,因爲他們有實踐經驗。慶曆新政“厚農桑”,重視農田水利建設,福建各地出現了建陂築壩的熱潮。要不要尊重科學?要,不尊重,就要血本無歸。所以,生産者做事情,講科學,習慣成自然,而且不敢想當然,不懂裝懂。于是,一些建陂優秀人才就在農田水利建設中湧現出來,造就了出來。李宏應募來莆建陂,之所以要花兩年時間進行調查研究,是因爲要理清楚錢林兩陂出事故的原因。而且這次不是他一人來,而是和七位家幹即助手一起來,邊調查邊研究,非常認真。

      而且受訪者也講認真,實事求是,不說假話,無論是機關學校,還是寺廟道觀城鄉各地,始終如一爲李宏一行提供真實資料,因爲李宏是“欽差大臣”,是宋神宗請來莆田建陂的。調查研究,特別是錢林兩陂建設者們,是這次總結曆史經驗的關鍵,他們要是說假話,那李陂就要重蹈覆轍,沒有一絲一毫成功的希望。所以,兩年調查研究,稱得上是一次群衆性的認真學習和應用東方哲學的偉大創舉。

      毛澤東同志曾經風趣地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反對本本主義》)李宏應诏來莆,花了兩年時間,最終有了正確結論:要建築一座堅不可摧的將軍岩!

      拙作《要重视有关木兰陂的讨论》说:明人林俊在《木兰陂集序》说:“行水行兵道一也。 兵法得地者胜。钱之始筑将军岩下,右坚左脆,水薄其脆;林继筑 温泉之口,上急而下涣,水袭其涣,其取败固宜。”林俊的论述 颇有道理。他这是在总结三者历史经验,一个一个具体分析,查明原因。他的看法和李宏不谋而合,因为以此类推,木兰陂建成了,就成为一座人工的坚不可摧的将军岩了。所以,几百年以后,林俊也就成为了15家建陂机密的揭开者。(yabo88網发表于2018-9-3)

      綜上所述,木蘭建陂,來之不易,還和宋代福建人民認真學習、努力應用東方哲學《道德經》等息息相關。所以,木蘭陂稱得上是宋代學習和應用東方哲學的一個典範。

      第五件喜事,蔡京是木蘭建陂的組織者

      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熙宁二年(1069 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 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

      蔡京得中進士後,興化軍父母官把申請下诏募人建陂一事委托了他兄弟倆。這是因爲蔡京兄弟得中進士後,和當朝宰相王安石關系特別好,蔡卞後來還成爲了王安石的女婿。這便是請蔡京兄弟爲家鄉農田水利建設建功立業的原因。不然,申請募人建陂那是興化軍父母官自己的責任,怎麽會變成是蔡京兄弟屢次申請?而且,蔡京兄弟也不會越權,去做不尊重家鄉父母官的事。這是不言而喻的。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好好的明明白白的事會變得越來越說不清!

      蔡京後來成爲了木蘭建陂的組織者,首先是因爲錢四娘在將軍岩建陂、林從世在溫泉口建陂,雖然先後失敗了,但是他倆無私奉獻精神卻感動了宋神宗;其次,有良好的家風,族兄蔡襄是宋代信得過的曆史名臣,有事業心,辦事認真負責;其三,蔡京富有事業心,得到了王安石的尊重,這是最爲重要的一條。所以,別以爲蔡京剛剛中進士,官小言微,沒有什麽能量,可是在興化軍父母官看來,這卻是他們爲莆田農田水利建設建功立業的捷徑。既然家鄉父母官這麽關心農田水利建設,那麽蔡京兄弟自然而然地答應去試一試。到了後來,連宋神宗都信任蔡京,把選拔建陂人的事情交給了他。

      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木兰陂耗资巨大。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 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以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这就是说,木兰陂工程核心领导者李宏等15家,无一不是农田水利建设的行家里手——这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入场卷”。这个方针政策是宋神宗亲自制定的。这是募役法的优越性。钱陂和林陂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木兰陂工程非同一般,是宋代福建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将军岩,而且耗资多,这是钱四娘和林从世两人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募役法施行以后就不一样了。李宏和他的助手们来莆实地考察后,这个方案终于拿出来了,并且付诸于实践。这样做,理由充分,后来还得到了14家的赞同,拿出七十万缗,最终建成了本陂。这说明行家里手有实践经验,他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办事效率高。

      與此同時也說明,蔡京是木蘭建陂的組織者,沒有人,依靠蔡京去選拔人;錢花光了,依靠蔡京去想辦法;做建陂者政治思想工作,讓他們團結一致,認真完成曆史使命,依靠的也是蔡京。而且這是兼顧的,蔡京有自己本職工作。蔡京辦事一向講認真,木蘭建陂的勝利證明了這一點。

      熙甯狀元徐铎後來寫了《木蘭謠》,熱情洋溢地歌頌木蘭建陂的勝利,那真是碩果累累。詩中說:“莆邑之南,原爲斥鹵。有澤有陂,有桑有圃。飲水知源,其功可數。錢林開基,李宏創募。地神布竹,異僧相土。施赀舍田,十四大戶。三余七朱,陳林吳顧。陂溝既成,陡閘亦固。罟者之漁,舟者之渡。朝廷之帑,軍民之哺。且啓文明,累累圭組。俗成康衢,風成鄒魯。灌溉工程,衆目共睹。歲稔年豐,口碑滿路。祭田欽蠲,義廟敕胙。神功既大,君恩亦溥。更徼英靈,永綿呵護。此陂此廟,千古萬古!”

      值得指出,愛祖國,愛家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誰都希望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爲全世界最完美的地方。蔡京爲家鄉的農田水利建設做的事,僅僅是舉手之勞,換爲別的人,有那麽個有利條件,他們也會去做。而且,在宋朝,平民百姓只要有能量,他們也可以上書言事,曆史學家鄭樵上書就是典型一例。他還一炮打響,從此聞名天下。改革開放以後,在我們莆田市,宋史研究異軍突起,至今方興未艾,陣容日益壯大,就是因爲這個王朝有許多值得重新研究的地方。最近在市報上展開的關于木蘭陂的討論,標志著我市宋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大快人心。筆者認爲,只有換一種思維,貼近曆史,述而不作,認認真真去研究,才能最終水落石出,還曆史本來面目。

      第六件喜事是李宏應募,十四家施資獻田,福建規模最大的木蘭陂水利工程建成。

      木蘭陂的建造,曾經感動了東京天子,宋神宗爲之制定了正確方針政策,下诏募人建造。

      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熙宁八年(1075),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他们的加入让李宏如虎添翼,既有了雄厚的建陂资本,又有了集体决策的领导班子,对确保整个木兰陂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有着重大意义。这个记载说明,李宏和十四家的特色是,他们既是有饶于财者,又是善于治水的行家里手。李宏来莆,还认真落实宋神宗的指示精神,率家干七人入莆,最终定基于木兰山下。他以七万緍垫底,胸有成竹地先行一步。这是李宏的领导藝術,令人拍手称快!

      在那时,许多陂坝在八闽大地横空出世。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干先生指出: “福建有无数陂坝,是宋代人民的成就。”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莆田木兰陂的建成,那是指日可待。

      在那時,誰是農田水利建設的熱心者?答曰:種植大戶。國家厚農桑,獎勵興修水利,他們自然而然是急先鋒。他們是農業的行家裏手,水利沒有上去,就等于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慶曆新政以後,在莆田,在福州,許多種植大戶出現了。

      蔡襄在《荔枝谱》中说,荔枝制成干果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 他在书中指出:“福州种植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城中越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挽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 在那时,福州就有种植荔枝万株大户,很不简单。

      明何喬遠《閩書》說,侯官縣“雞岡山西爲鳳岡,周圍荔枝數十裏。中有三十六宅,宋劉彜諸賢所居,曰劉宅。閩中荔枝譜:郡之附郭,獨鳳岡一村,種類甚夥,不少數百萬株,大者十圍,高三十丈,皆王氏植,至今繁盛。”(《方域志》)

      據蔡襄《荔枝譜》記載,在宋代,蜀粵荔枝“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興化軍産嘉荔,宋香陳紫,江綠方紅,又爲興化軍中嘉品(《荔枝譜》第三)所以,在宋代實行厚農桑,伴隨著的是農田水利建設日新月異,各類種植大戶的出現。

      方天若說:“蓋經始于熙甯之八年(1075),完功于元豐之五年(1082),計錢約費百萬余缗,計田約毀四千余畝,計傭四十余萬工。”所以,元豐五年(1082),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國家沒有花一文錢的高標准、高質量的莆田木蘭陂竣工,顯示出了王安石變法時代人民群衆無私奉獻的首創精神。

      木兰陂是莆田的财神爷。方天若在《木兰水利志》说:“陂成而溪流有所砥柱,海潮有所锁钥;河成而桔槔取不涸之源,舟罟收无穷之利。陡门涵泄立而大旱不虞漏巵,洪水不虞沉灶;赡陂田设而巡护不食官帑,修治不削民脂……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余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林大鼐写于开禧元年(1205) 的《李长者传》说:“兴化军储才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尤多。民素苦歉,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篓人,皆为高赀富户。”他俩都证明,莆田木兰陂建成以后,南洋平原成了国家的大粮仓。

      第七件喜事是熙甯九年興化軍贏得了雙狀元,興化教育從此聞名天下。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 ),李宏陂清溪动土。次年,据《游洋志》卷之四记载,薛奕“以贡士入京,上书愿就武举,遂以第一 甲状元及第。时同郡徐铎亦冠进士,神宗赐诗以宠之,曰:’一方 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兴化教育从此名闻天下!十四家认为,这是“水绕壶山遗谶在验”,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宋史》說,大觀四年(1110)五月,彗複出奎、婁間,“禦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托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托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谶。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蔡京傳》)這位禦史實在厲害,到處收集蔡京的“黑材料”,多達數十條,連蔡京參與木蘭建陂活動,也成爲大陰謀,說蔡京那時動機不純,不是爲國爲民,而是想做宰相,讓“興化”之谶顯靈。這個記載說明,木蘭陂的建成,是宋神宗時的一件大事,曾經作爲農田水利建設的一個典型,在全國各地廣爲傳頌。所以,這位張禦史才會胡編亂造,血口噴人。

      所謂“興化之谶”即“水繞壺公山,莆陽朱紫半;白湖腰欲斷,此時大好看。”這是論者以外地經驗,來展望未來壺蘭大地開發的科學預見:以前,莆田貧困者多,只有“朱紫”即當官人家日子過得好;壺蘭開發後,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家日子過得好,這就等于“莆陽朱紫半”。所謂“此時大好看”指的是白湖等地舊貌變新顔。南洋平原境內一下子有七大河、一百有九條支河之後,水繞壺公山運行,不僅農業種植出現變革,改旱田爲水田,確保糧食增産增收;而且還帶來水上交通運輸之便,裏和裏、村和村之間交往密切了。與此同時,兩岸種植荔枝龍眼等果樹、河中淡水養殖等接踵而至,所謂“魚米之鄉”也就拉了序幕。你說那時是否“大好看”?!所以這條古谶不是什麽無稽之談,而是古時候人對未來的科學預見。

      宋朝好读书,重视文化教育,莆田脱颖而出,成为八闽大地之佼佼者。宋仁宗庆历新政(1043-1045 年)以后,中进士数量不断增加。据弘治《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科取士始,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间,兴化军中进士 93 人,其中莆田县 63 人,仙游县 24 人,兴化县 6 人。而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 24 年间,中进士就达 94 人,其中莆田县 67 人,仙游县 23 人,兴化县 4 人。以后则越来越多。

      但是,通過科舉制做官的人卻是十分有限。筆者曾經做過統計,宋朝建立以前,莆田平均28年出一個進士;以後是平均不到一年出了一個;慶曆新政以後,平均一年出了幾個,如此而已。

      而慶曆新政“厚農桑”以後,經濟發展得到重視,興化軍農田水利建設卻是與日俱增。在《福建史稿》中,朱維幹先生指出:“福建有無數陂壩,是宋代人民的成就。”

      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莆田、仙游两县农田水利建设大干快上,居于全福建前列。兴化人民凭着“勤勤做,俭俭吃”的历史优良传统,终于造就了许多新时代的农民,他们有的家产甚至比做官的人还多。

      與此同時,興化商人異軍突起,爲家鄉土特産銷往海內外沖鋒陷陣。據蔡襄《荔枝譜》說,那時興化荔枝是品牌産品,有著廣大的國內外市場。荔枝可以出口,其他農産品,海産品,自然而然也可以出口,興化商人就是這樣敢沖敢闖,艱苦創業,打出了興化經濟新局面。他們有的家産也往往比做官的多。

      1072年市易法施行,扶植商業,實行農工商並重,興化商人挺身而出,走遍天下,把全國各地商人都請來了。他們憑借莆田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艱苦創業,營造了熙甯橋、元豐橋一帶商業繁榮新局面。馬克思稱贊商人是革命者。興化軍的變化,說明了這一點。沒有興化商人沖鋒陷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興化軍經濟發展新局面?在東京,宋神宗施行市易法。但是,天高皇帝遠,在莆田城,卻一時湧現了那麽多興化商人,還出現了令人振奮的經濟繁榮景象,那真是一個奇迹。他們的前身大多是農民。宋神宗一聲令下,他們就放下鋤頭,挑起擔子,組成了興化商人的隊伍,奔赴商業前線,爲家鄉和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木兰陂呢,她是莆田的财神爷。方天若是绍圣四年(1097)榜眼,他在《木兰水利志》说:“陂成而溪流有所砥柱,海潮有所锁钥;河成而桔槔取不涸之源,舟罟收无穷之利。陡门涵泄立而大旱不虞漏巵,洪水不虞沉灶;赡陂田设而巡护不食官帑,修治不削民脂……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余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林大鼐写于开禧元年(1205) 的《李长者传》说:“兴化军储才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尤多。民素苦歉,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篓人,皆为高赀富户。”他俩都认为,莆田木兰陂建成以后,南洋平原成了国家的大粮仓。

      所以,張禦史自作聰明,以爲依靠那三寸不爛之舌,就可以把蔡京送上斷頭台,其結果反而害了自己。這是因爲紙包不住火,木蘭陂建成後,莆田做官的人,並沒有比過去增加多少,而南洋平原卻反而成爲了國家的大糧倉。這說明“托言灌田而決水”,完完全全是政治陷害!張禦史的謊言動搖不了宋徽宗對蔡京的信任,過了不久,蔡京又出任宰相。

      宋徽宗是這樣,他的兒子宋高宗也是這樣,對蔡京十分欣賞,他于1027年5月稱帝,把蔡京制定的三大恤民政策、茶法和鹽法等一一繼承了。這就是說,蔡京死後,他的事業後繼有人,這個人是宋高宗。要是後繼無人,那蔡京是真正死了!究其原因,蔡京辦事一向講認真,木蘭建陂就是典型一例。木蘭陂的建成,蔡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奉命去福建挑選建陂人,要是不負責任,沒有按照宋神宗親自制定的方針政策辦事,隨便找幾個濫竽充數,那麽,宋代福建規模最大水利建設工程,就要泡湯了!那麽,我們今天也就不會有什麽關于木蘭陂的討論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木蘭陂于1082年竣工,15年後方天若中進士,他是南洋平原新貌的見證者。所以,他的《木蘭水利記》就顯得寶貴。

      宋神宗在位後期,朝中鬥爭十分激烈。元豐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駕崩;五月,司馬光任門下侍郎,“請更張新法”,全盤否定王安石變法,把它說的一無是處。但是,卻有人致信給他,熱情洋溢地歌頌熙甯新政,稱它碩果累累,給司馬光當頭一棒。次年九月,司馬光就死掉了。從中可以看出,相比之下,高太後、司馬光氣勢洶洶,但是,卻沒有什麽戰鬥力。

      由于風雲突變,木蘭陂水利工程雖然于1082年竣工了,但是人們卻無心去開慶功會。1097年,方天若得中榜眼,在考場上狠狠地清算了司馬光一夥罪行,大快人心。《木蘭水利記》很有可能是方天若衣錦還鄉時,郡人請他寫的,刻石留念。與此同時,還在木蘭陂召開了轟轟烈烈的慶功大會……

      第八件喜事情是徐铎後來寫了《木蘭謠》,爲後人提供了最爲寶貴的建陂曆史資料。

      詩中說:“莆邑之南,原爲斥鹵。有澤有陂,有桑有圃。飲水知源,其功可數。錢林開基,李宏創募。地神布竹,異僧相土。施赀舍田,十四大戶。三余七朱,陳林吳顧。陂溝既成,陡閘亦固。罟者之漁,舟者之渡。朝廷之帑,軍民之哺。且啓文明,累累圭組。俗成康衢,風成鄒魯。灌溉工程,衆目共睹。歲稔年豐,口碑滿路。祭田欽蠲,義廟敕胙。神功既大,君恩亦溥。更徼英靈,永綿呵護。此陂此廟,千古萬古!”在這裏,徐铎熱情洋溢歌頌木蘭陂,說它曾經感天動地,許多人爲之出謀劃策,出錢出力,甚至于連土地爺爺也被李宏無私奉獻精神所感動,該陂清基時親自爲之插竹竿……

      木蘭建陂,來之不易,光是李宏熙甯六年(1073)應诏,帶著家幹來莆實地考察,到處訪問,了解水情,進行方方面面研究,就花去了兩年時間,到了1075年才動工。“地神布竹,異僧相土。”這是木蘭陂建成後,莆田民間的一種說法。徐铎覺得有趣,引用了,反而增添了這首詩的浪漫主義色彩。徐铎所處的時代不同,所以,他的《木蘭謠》價值特別高,他的看法,我們今天不能不聽一聽。

      錢林開基,意思是說錢四娘在將軍岩建陂、林從世在溫泉口建陂,雖然先後失敗了,但是,卻爲李宏以後在木蘭山下建陂,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打好了基礎。所以,失敗是成功之母,沒有兩人前面的實踐,打基礎,李宏就不一定會在木蘭山下建陂。在那時,徐铎就有這樣的獨到見解。他認爲,錢、林、李三人,都是當代建陂英雄,他們共同爲木蘭陂的建成做出了貢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徐铎學習和應用東方哲學《道德經》等的水平相當高,“錢林開基”洋溢著唯物辯證法,無懈可擊。

      李宏創募,意思是說李宏建陂勝利與募役法施行息息相關,毫不含糊地肯定了熙甯新政。徐铎是熙甯狀元,在錯綜複雜的年代裏,他能夠堅定不移地站穩立場,忠誠國家和人民的事業,利用爲木蘭陂題詩機會歌頌熙甯新政的新勝利,很不簡單。與此同時也說明殿試時,宋神宗有眼力,並沒有看錯了人。

      据《长编》卷227记载,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 月提出, “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年正月上奏章。“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九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它的好处一是按贫富等级出钱,大大减轻了穷人负担;二是让有才干者应募,给于合理报酬,有利于发挥个人专长,提高办事效率或者工程质量;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出现再一次大分工,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创造品牌产品,等等。木兰建陂的胜利,证明了募人服役的优越性。

      徐铎爲木蘭陂總結的第三條經驗是得到了莆田人民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特別是十四家。徐铎說:施赀舍田,十四大戶。三余七朱,陳林吳顧。

      哲學史告訴我們,唯物論是和唯心論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地神布竹,異僧相土。”這是木蘭陂建成後,莆田民間的一種說法。徐铎覺得有趣,引用了,進行比較,顯示出徐铎的唯物論富有鬥爭性。誰都知道,木蘭建陂要是那麽容易,錢四娘在將軍岩建陂,早就建成了!

      據弘治《興化府志》卷之十六宋進士科宋神宗熙甯三年(1070)夾注:“舊制,進士一日兼試詞、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只試論一道。至是年,始試策一道。至七年,以進士罷試詞、賦,所試策無異。時政阙失,已許人上封事,遂罷賢良等科。”

      熙甯六年夾注:“按《文獻通考》,熙甯四年始罷詞、賦,專以經義取士,則此科以下,皆以經義中第也。”這就是說,從宋神宗熙甯四年開始,慶曆新政殿試固定考試的內容又發生了變化,詞、賦不要考了,只要試策。

      試策,是考進士們治國安邦政治理論水平。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重視理論和正確政治觀點修養,這樣的事情,我國在王安石變法期間就確定了,成爲了以後殿試的內容,直到1912年帝制結束。從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會被列甯稱爲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是有許多建樹的。徐铎是熙甯九年狀元,他的殿試文章我們沒有看到,但是,他的《木蘭謠》我今天再一次學習了,那真是贊不絕口。那時一甲進士三人,稱得上是中國一流的政治理論家。

      巧媳婦難煮無米之炊,缺乏有關資料,曆史就研究不起來。這是我又一次學習《木蘭謠》的原因,看看能不能在有限的曆史資料中,學出新水平。我當初寫拙作《李宏和十四家集體決策》時,就曾經引用了其中有關詩句。熙甯狀元徐铎和紹聖榜眼方天若,是同時代人,他倆沈浸于木蘭建陂取得勝利的喜悅之中,所以,讀了他們的詩文,會受到了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加深了對王安石變法重大意義的認識。過去,我經常用《木蘭水利記》來認識莆田新貌,這次,專門就《木蘭謠》寶貴價值寫一篇,作爲新的起點。它告訴我們,雖然宋神宗駕崩時一度風雲突變,高太後、司馬光等妄圖取消新法,但是卻沒有得逞;王安石變法在莆田,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木蘭陂碩果累累:陂溝既成,陡閘亦固。罟者之漁,舟者之渡。朝廷之帑,軍民之哺。且啓文明,累累圭組。俗成康衢,風成鄒魯。灌溉工程,衆目共睹。歲稔年豐,口碑滿路……

      總之,宋神宗大變革時莆田喜事多,說不完。在那時,宋朝經濟文化發展居世界前列,莆田則居國內前列,八件喜事說明了這一點。其中,哲學社會科學先進,老子《道德經》得到了傳播和普及,更是引人注目。李宏應诏,率衆來莆田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就花去了兩年時間,慎之又慎,顯示出了東方哲學的優越性。熙甯狀元徐铎《木蘭謠》洋溢著哲理,站在東方哲學高度總結了木蘭建陂的經驗及其成就。遺憾的是,許多研究宋朝曆史的人卻往往不懂得《道德經》等東方哲學著作,思想上共鳴不起來,新鮮事物發現不了,處于被動境地。例如,王夫之寫《宋論》,自以爲是,把“慈儉簡”說成是老子的“三寶”就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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